聪名人和愚蠢人的不同际遇
中国共产*人、作协副主席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众多议论，褒贬各异。在莫言到瑞典领奖的时候，有问关于获奖与国家文化建设的关系，对此，莫言表示，“获奖就是我个人的事情，诺贝尔从来就是颁给一个作家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当然我相信我获奖以后会加强中国读者对文学的认识，我也希望我的获奖对中国文学起到积极作用。”“我来斯德哥尔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来领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来参加招待会，很多人把这个招待会描述的十分可怕，我也知道有一些人把我描述的好像也很可怕，结果我来了以后发现你们也不可怕，我相信你们看了我以后也会感觉到我也不可怕，我们大家都是差不多的人。”至于争议“我如看戏者看众人表演。”
不过，当然，莫言说：“获奖后最大的变化是有年轻姑娘追着我照相……”
有提问：这次获奖是文学还是*治的胜利？莫言答：我确实说过，因为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奖而不是*治奖。至于中国是否有言论自由，这个问题真地很难说。如果你懂中文，可以看中文站。再如，如何看待新闻检查？莫言称：我反感所有的检查，比如说我去大使馆办签证，他们也要检查。我坐飞机出海关，他们也要检查。甚至解下腰带脱了鞋检查。但是我认为这种检查是必要的。我从来没有赞美过新闻检查这种制度，但我想新闻检查每个国家都存在。但是检查的尺度和标准都一样。如果没有新闻检查，大家都可以在任意污蔑和诽谤人家。所以任何国家都不允许。但是我想新闻检查应该遵守的最高准则：只要不违背实事真像的都不应该检查。微博了实事真像的都要检查。
不管怎么说，怎么评价，有些事情是无须明言的。*治，文学，都是意识形态的表达，谁也不能回避。获诺贝尔文学奖对于莫言个人而言是一件乐事，对整个作家队伍来说，则是歧义多多，而对于*治则是模棱之镂刻，好在莫言是一个善于处事的聪明人。
说到莫言，使我们想起了中国另一个农民作家路遥，有凤凰的舆论评说：路遥是一个“愚人”的奋斗，这是一个不再产出“愚人”的年代，我们已走在与路遥相反的路上。评论为什么把路遥说成是愚蠢人呢？
文学史记载，路遥（1949年～1992年），中国当代作家，1949年年12月3日生于陕西榆林市清涧县一个贫困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1969年回乡务农，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1980年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描写一个农村知识青年的人生追求和曲折经历，引起很大反响，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改编成同名电影后，获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轰动全国。《在困难的日子里》获1982年《当代》文学中长篇小说奖，同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1988年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这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全书共三册。作者在近十年间的广阔背景上，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这部小说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路遥因此荣获茅盾文学奖。该书未完成时即在中央人民电台广播。遗憾的是，如果说他真是一个愚蠢人的话，只是因为在他43岁就因肝癌过早地逝世。
是的，中国作家在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际遇，也有骇然相异的命运，这是历史的演变所赐予，也是所谓的愚蠢人和聪明人的不同气数。
但时代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的十八大举行以后，中国的文化建设将如何适应*治经济力量的崛起，是一个特大的课题。
据称，身为作家的龙应台在大陸《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当局停刊后，曾以一封写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錦涛的公开信《请用文明來说服我》轰动于华人中间。龙应台此次以台湾文化部長身份访问香港，对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在中华文化版图中的角色，作出了新的诠释，也为华文世界和两岸四地的文化交流注入了点新意。她那独具魅力的设想，穿越海峽时空，并大胆设想“台湾、香港、澳門、广東、上海在文艺方面組成南方联盟，建立紧密文化互动关系，也彼此寬容、說服。”
龙应台用“抽屜”來比喻香港，认为香港是一個有“一百个故事的抽屜”，還有九十个沒有被打开，香港是“作家的好天堂”。
笔者以为，如果说，中国的香港是一个有一百个抽屉还有九十个没有打开的话，那么中国大陆则会有千百万个故事的抽屉还没有打开。台湾也不例外。这不是吗？就这一点讲，龙应台的《大江大河——1949》应该还有许多话可以继续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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