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种种问题和不确定，前媒体人杨潇开始了寻找西南联大之旅。40多天，从长沙到昆明，“重走”的旅途对杨潇来说，不仅是在追索西南联大诞生背后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自我反思和体悟人生意义的契机。在杨潇的新书《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出版之际，我们采访了他，听他讲讲途中的所思所感。
——编者按
在中国动荡而激越的现代历史上，西南联合大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精神坐标，在八年多的存在时间里，这所大学走出的人才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各个领域的进程。后来的研究者和探访者不断地追溯这段历史，也不断地向历史发问，这样一个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它或许源于复杂的中国文化史，也开始于一次漫长的旅行。
年，因为抗战局势的变化，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学校在湖南长沙刚刚组建不久的“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南迁，全校师生分为三路迁移到云南。其中，近名男生和11位老师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8天，徒步公里，最终抵达昆明。
长沙：中山路码头。
80年后，前媒体人杨潇迎来了自己第三个本命年，离开投身十四年的行业，他决定独自上路，背着一个42升的登山包，计划用40多天的时间从长沙步行至昆明，用身体亲自丈量历史上的这次壮举。
年，一本名为《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付梓出版，在序言中杨潇将自己的这场徒步定义为自己的“寻路之旅”，他写道：当我面对“西南联大”这四个字时，问自己的正是这个问题：Howdidtheygetthere？这所学校是如何在战乱中点滴形成的？迢迢长路，他们又是如何抵达昆明的？
带着种种的问题和不确定，在年4月7日的清晨，他吃过早饭，在车站与家人告别，坐上开往长沙的高铁，开始了自己这趟“重走”的旅程。
跟着“湘黔滇旅行团”日记走
《重走》出版后，杨潇总被会问到当时上路的原因，以及这趟旅程对自己的意义。类似这样起到到终点的追问，让写作者重新思考和梳理自己的行动。意义是慢慢建立起来的，最初踏上这条漫长道路的时候，一切都是未知的。
上图：官庄-楠木铺：国道路边老宅。
下图：官庄-楠木铺：国道一景。
人近中年的焦虑，对媒体行业的巨大变动感到迷茫，几个写作计划都宣告破产，偶然的契机和对行走本身的热爱都成为促使这次行程的原因之一。杨潇坦诚地写出自己的迷茫：“但是眼下，我36岁，迎来了第三个本命年，距离我辞掉工作、结束“职业生活”一年多了，我正陷入某种存在主义危机。原先的两个写作计划，一个被证明行不通，另一个因为近乡情怯迟迟无法推进。时间一点点过去，我越来越感到被奇怪的引力拖拽着漂移，生活像永远对不准的指针。”
真正的徒步是从益阳开始的，与旅行团保持一致，前者从长沙坐船到了益阳，杨潇则坐火车抵达。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负重太大，颈椎受到太大压迫，一天走下来筋疲力尽。好不容易走到常德，他不得不做“断舍离”，将大部分没有用的东西寄回家，连肥皂都只保留三分之一。“当身上背着只有十多斤二十斤的东西时，我就感受不到什么真正属于旅途的压力了，但能不能写出东西以及写的东西到底怎么样，则一直是一个未知的状态。”杨潇回忆。
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从文本中得到的力量，电影《无问西东》让他意识到西南联大的持续魅力，罗新的《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则给了他某种鼓励。甚至，从常德刚刚走到桃花源，杨潇就因为甲沟炎不得不停下休息，沮丧一度占据了他的内心。可是正是因为想到罗新在书中也谈及自己的甲沟炎，杨潇也就获得了某种精神上的支持。直到现在，他在遭遇不顺遂和失意的时候，依然可以在旅行团成员留下的日记里获得安慰。
楠木铺-马底驿：离开挖沙点几百米，水就清了。
中国读书人的心灵史慢慢“走出来”
杨潇心中隐隐有一个期待，能找到“一条若隐若现的银线”，用写作勾连起和看似无关的年份。他想探讨的是“在不确定的时代，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是什么关系？人生的意义又到底为何？”
杨潇在文本中找到了自己的同路人——80年前中国最聪明的年轻人，刘兆吉、钱能欣、余道南、蔡孝敏、杨式德等人因此进入杨潇的书写，成为陪伴他走完全程的人，这些人中有的后来建功立业，有的被历史遗忘，在杨潇带着他们的故事行走的过程里，他们被还原为最初的面貌——一个个鲜活的大学生，比杨潇更年轻的年轻人。他在回忆录、日记和后人的讲述里认识这些同路人，也用身体去体验接近他们的感受，这或许也将百年间中国读书人的心灵史勾连起来。
青溪：舞水。
让他意外也不意外的是，《重走》出版后，几乎所有的采访者都对他自己更感兴趣，虽然这并非他的本意。比起宏大的历史，他始终觉得自己微不足道。但身处一个同样让人不安的时代，杨潇又时刻感受着历史对自身的召唤。
“我是刻意地将关于自己这部分写作进行了压缩，但仔细回忆起来，当时思考的问题在于我们都是某种“流亡者”。或许我这么说自己有点太重了，可身处一个媒体裂变的时代，机构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行走至湘西，杨潇突然有了很强烈的感受，“有时候看看微博上一些老牌杂志和传统媒体都会觉得很心酸，大部分微博都处在一个僵死的状态，只有零星的支持者点赞。一个时代翻篇了，这是一个个人的时代，那么多人被机构容纳的人流散出来。”
“流亡感”的产生或许与行路越发困难亦有关联，在贵州西部，到处都是大山，不像湘西和在黔东山体的秀美，这里的山势扩大，走在其中有一种“行人欲断魂”的感受。人只有不断地盘山行走，连个歇脚的地方都没有。漫长的行走让人生出了自我怀疑的感觉，杨潇想起英国作家布鲁斯·查特文在《我在这里做什么》提到的，为了写作来徒步的人，有时候来到一个让人抑郁的地方会迷失，在这种时候，会扪心自问：我到底是谁，我在这干嘛？但是，因为一种行走的惯性会让人继续前进。
上图：镇远-施秉：鹅翅膀桥以下即当年的湘黔官道。
下图：重安-炉山：过重安江即开始盘山。
一路上，杨潇不断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走这么远的路，竟然是为了追溯一段历史？热情的路人不断地向他发问：“为什么不坐摩托（为什么不坐车）？为什么一个人？是不是没有钱？”他们当中极少数人知道西南联大的历史，只有在杨潇解释自己的徒步是在拉练，是在锻炼身体的时候，才可以获得理解。能够写出什么来，是杨潇整个旅程最大的不确定性，他所能做的就是把路走完，尽可能和人聊天，大量地录音和自我对话。
边走边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尽管西南联大是如此熠熠生辉，杨潇想要探讨的部分始终是“沿途”，《重走》无关乎目的地，而是发现“沿途”的过程，他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写西南联大在昆明开学就停止。
他很喜欢徐蓓导演的纪录片《九零后》，试图还原的也是西南联大的老人们年轻的岁月。“当你经历了所有的旅程，知道所有人物的结局之后，再回过头去看，他们年轻的时候会让你觉得特别动人，我和徐蓓都很喜欢这部片子的英文名‘Onedaywhenwewereyoung(当我们年轻时)’，也是一首歌的名字。”
上图：永宁-晴隆：盘江大峡谷。
下图：永宁-晴隆：盘江铁索桥。
翻开“湘黔滇旅行团”成员留下的日记，杨潇看不出他们后来命运的走向和选择，可见人生具有巨大的偶然性。让人动容的地方在于，他们在困顿之中抱有的期待和希冀。
朋友李海鹏说，《重走》有一个有不由自主地希望读到更往后的东西。杨潇也想试图给出历史谜语一个答案。现实却是他不得不放弃对一些人的追踪，比如自己很喜欢的诗人穆旦。
晴隆-普安：国道一瞥。
在采访很多人后代的过程里，杨潇一经发现因为后来的时代变化，很多人对自己的父母所知有限。西南联大和父母的传奇，都是在后来的文献与研究中慢慢浮现的。“历史谜语是什么？我也没有答案，我不觉得任何人有答案。”杨潇说。
杨潇觉得自己可以做的，就是尽可能把这三百多人的姓名和经历打捞出来，通过各种搜集调查，他整理出一个人的名单，“但这肯定也不是全部，还需要更多的资料补充进来。”
上图：盘县：盘县女子高等小学旧址，当年闻一多等曾到访。
下图：盘县-富源：胜境坊。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杨潇以“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做题目，他写到自己采访西南联大学生，机械专家吴大昌的一个小故事：年，21岁的吴大昌突然陷入对“人生的意义”的困惑，他于是告诉了老师冯友兰。冯友兰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悲观论》来回应。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对于一部分人，专从理论上去破除他的悲观，是不行的。抱悲观的人，须对于他以往的经历，加以反省，看是不是其中曾有过使他深刻失望的事。”
八十年过去后，吴大昌对往事记得十分清晰，只是自己悲观的原因始终没有找到。在岁的年龄，他觉得冯友兰说得对“人生就是，活着就是活着……人生的问题就是这样子，你就好好过生活，你在生活里头过好生活，就没有问题。”
盘县-富源：胜境关附近的驿道。
当一切都烟消云散，杨潇给出《重走》这样一个结尾。后来，开始有人把这场漫游里的年轻人和“躺平青年”作对比；也有人从书里读出了理想主义的衰落；或者相反的某种昂扬的励志作用。这些或许都与杨潇的行走与写作无关，采访的最后，他说：真正吸引我的完全是杨式德日记里面写到的：“水为什么会这么蓝这么绿？其实都是这些东西，全是细节。”
马龙-马过河：叙昆铁路桥。
至于这场旅行至今还在发酵的意义，杨潇分享了学者易社强（JohnIsrael，著有《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的话：旅途旅行不是一锤子买卖，很多东西是持续展开的。对杨潇来说，很多东西还在持续想自己展开和生成，“很多东西是想不出答案的，只有做了才知道。至于它在我的生命里留下多大的痕迹，开启了哪些门，我都还不知道。”
原标题：《横穿西南三省，他重走了西南联大的西迁路》